马步芳的外甥马呈祥：从新疆逃往国外，骆驼驮(2)

1949年夏，马步芳命令马呈祥将骑五军开赴河西协助作战。马呈祥接到命令后，先是将一些军官的家属送至酒泉，这中间包括自己的父亲和妻子，随后准备枪支弹药准备开拔，但部队还未出乌鲁木齐，便听到兰州解放的消息——8月25日，兰州战役总攻打响，青海马家军被我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打得溃不成军，率领残部逃回青海老巢。之后开始了“搬运扬州”的行动。据传，其出逃时，拉运了好几飞机的黄金。

我军胜利的消息对一直效忠于马步芳的马呈祥来说无疑当头一棒，他下令部队各回营地，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但那时，马步芳在“搬运扬州”的工程里，他还不知道他也是一颗土豆，而且，终将会成为一颗土豆，大西北的甘肃土豆。

“从八月上旬起，陶峙岳每天一早就用自己的卧车，把马呈祥接到小东门外自己的家里，特为马呈祥准备清真菜饭，便于马在陶公馆作整日的逗留，来做说服工作，动员他参加和平起义。”3然而，马呈祥仍心存幻想，与第78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第179旅旅长罗恕人等站在一起，坚决请求内调，反对起义。这使新疆在和平解放前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至9月中下旬，马呈祥等人还密谋着“清君侧”的行动，成为新疆和平起义一时难以清除的障碍。此时，我10万雄师集结于酒泉、安西（今瓜州）一线，直叩新疆大门，陶峙岳决定和马呈祥等人“摊牌”，告诉他们抵抗是死路一条，而和平起义他们又不能接受，便向他们提供了一条生路：交出部队，自己拿钱走人。

马呈祥等人自知大势已去，仅靠他们三人根本无法扭转乾坤，只能以走为上策，新疆财政厅组织相关人员对他们的财产进行了清产估价，从库中给他们黄金，仅马呈祥1 人就得到了600余两[3]，并为他们办理了出国的护照。9月24日这天，马呈祥等人离开乌市，本来，他们打算乘飞机飞到重庆，但重庆的飞机迟迟不来，只好选择乘坐汽车先去印度，陶峙岳特意为他们安排了护送车队。

临行前，马呈祥等人对各自掌管的部队进行了训话，要求部队服从陶总司令的指挥。陶峙岳派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顺利完成了交接，随后亲自前往老满城，为三人送行，做了最后的挽留，并说：“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为国家做事。”但马呈祥仿佛没有领略这份情谊，上车前，他说给人们的是他的秘书王孟扬的事：“这次我作出最后的决定，孟扬的建议对我很有启发的作用，希望我走后你们对他多照顾。”[4]在一句平淡的客套话里，开启了出国的别有一番滋味的路途。

第二天，9月25日，新疆的军政要人由陶峙岳、包尔汉领衔宣布起义。因此，这一天也成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日子，被永远地载入了光辉的史册。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明亮欢快、被人们庆祝和铭记的日子里，马呈祥等人的路途之上却迎来了枪声，扣动扳机的人是他们手下以前的一个逃兵，他说：“以前，我们当逃兵，长官要处罚我们、枪毙我们，现在，长官和我们以前一样当了逃兵，那么就让我们来枪毙他们！”随后，叶成被一枪打倒，虽未被要命，但马呈祥的500两黄金却被打了“秋风”。

随后，马呈祥等人收到了一封电报，是我方人员发来的，大意是挽留马呈祥，劝他不要出国，可以戴罪立功。马呈祥一声长叹：“红军长征时，我们就在河西打过共产党，积怨太深了，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的。电报上都是些骗人的话，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一样，戴上了笼头，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还是走吧！”[1]就这样，马呈祥一步步离开了新疆、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西北。

离去的路，难行。由喀什至塔什库尔干需要翻越雪山达坂，马呈祥等人不得不丢弃汽车，购置马匹与骆驼，但随行的女人们却不会骑马，亦不敢骑骆驼，就购置木头，做箱子。一峰骆驼两个木箱，一个木箱里坐一个人，随行的女人们就这样被像货物一样地驮出了祖国，和马呈祥一样再也没有回来过。

尽管，马呈祥也带了不少的黄金，据随从副官马得勋后来的回忆文章[1]称，仅他一人登记的黄金就有8000两，但黄金却不是万能的，马呈祥最终将脚下本属于胜利的丝路走成了逃亡之路。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没有因为运送方式的奇特而记住那些女人们以及马呈祥等人，但塔什库尔干曾叫蒲利的地名，始终在提醒马呈祥，他的名字始终都是一个中国的人名。就像马步銮心中的土豆，青海的土豆。

人生就是这样的，黄金虽然能换得一时的平安，却换不来一生的乡情。只是，那时候马呈祥年轻，不懂。而他后来的简历应该是这样的：1949年9月前往埃及，1950年8月赴中国台湾省，曾任台湾省澎湖防卫部副司令等职。1991年4月15日在台湾病逝，78岁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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