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挑战与对策(2)

概括而言，缺乏恰当行政约束的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容易滋生“目标替代”问题，从而扭曲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行为。而扭曲、低效的知识生产体系显然会令国家和世界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前进得步步惊心——仅靠自然科学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跛脚的；仅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来思考、判断社会的未来，同样是跛脚的；跛脚的治理必然导致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攀升。更加有害的是，科研管理体系的“目标替代”策略，必然引发科研工作者的“逆向淘汰”——科研工作者中真正在关键问题上具有跨学科知识生产能力，在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上具有独立、专业判断的一类，正在被迫远离高校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从而也远离了国家向专家征询意见的官方网络和渠道。

二、出路与对策

老生常谈“去行政化”并不能在实践中有效解决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目标替代”问题。正如韦伯一百年前就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提升专业化分工的必然需求，行政化的收益和代价会长期伴随现代大学治理的发展而存在。更加可行的办法不是天真地呼吁“去行政化”，而是与时俱进地优化对行政部门的绩效管理方案，矫正其对科研知识生产活动的激励扭曲。具体而言，高校和科研管理的顶层设计必须针对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目标提出更加明确而有针对性的要求。

首先，对交叉学科研究问题和团队的资助，必须以实现社会科学同医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农学等学科的大跨度联合为“门槛”，以此优先保证对难度高、风险大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稳定投入。同时压缩那些社会科学学科间低水平的近亲交叉，扼制以套取相关经费和晋升渠道为目的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能力和质量的整体提升。

其次，对高校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基础的高端智库建设，同样要设立明确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门槛。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采用了“典型案例”来评价高校智库的“社会服务特色与贡献”，这一标准实际上相当模糊、宽松，体现了主管部门推动智库发展的强烈愿望。但是，为了真正使智库投资能够回应国家及社会的需求，必须应用基于大数据的文本相似度分析技术，认真对所谓“高端智库”的对策建议进行“查重”，杜绝以政策文件的既定内容做对策建议、做评价结论的“粉饰”和“装点”，鼓励以独立的科学视角为既有政策查漏补缺。此外，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不应仅以智库提供的“领导批示”或“采纳证明”为依据，“静态”鉴定智库成果的权威价值；智库成果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转化成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发展规划甚至工作方案，究竟有没有在新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讨论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观念力量，这些才是智库知识生产“权威性”的真正标志。科研管理机构需要吸纳更加动态和多元的智库评价体系来有效引导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中资源的配置。

最后，要彻底和长期地预防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的“目标替代”问题，最终要依赖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的“去行政化”。只有高校建立起并维护好一支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免疫”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团队，大学才可能拥有对行政管理系统内嵌的“目标替代”问题的持久监督能力，才可能修复科研队伍中的“逆向选择”，淘汰那些牺牲科学研究的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来换取行政权力和资源的机会主义分子。可以考虑试行“学术独立性宣誓”制度，将志愿专注学术、承诺不谋求行政职业生涯的科研工作者汇聚起来，并向社会予以公布，通过充分地树立其“独立性”来建立一支“去行政化”的科研力量。然后，在交叉学科研究及智库建设领域，开辟专门通道，鼓励上述“独立性”科研力量的参与，善用其“独立性”来推升知识生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并为其他存在行政关联的研究团队提供对比和竞争的监督力量，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整体质量的提升。

［1］ 顾昕.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J］.学术月刊，2019 (01):77～86.

［2］ 甘晖.基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构建［J］.高等教育研究，2015(07):36～41.

［3］姜朝晖.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内涵、特征及定位［J］.高校教育管理，2016(2):55～60.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gwshkx.cn/qikandaodu/2021/0223/4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