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法辨析(3)

[8]郭惠民.传播学的奠基人[J].国际新闻界,1990(02):48-54.

[9]郭静.浅谈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确立的合理性[J].新闻世界,2010(05):144-145.

[10]卢山冰,黄孟芳.传播学理论百年回眸[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03):154-159.

[11]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07(04):5-9.

[12]刘宗祥,屈文.回眸“知识爆炸”论[J].图书与情报,2002(02):23-24.

[13]Sheble, of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and Related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Patterns, Contexts,and Impact [D].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14.

文献研究，是学术论文写作的“基石”，其在学术生态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各类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外文文献以及学位论文，文献综述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对以往研究的扫描式剖析和评述式探讨，文献综述在研究论文中所发挥的承前启后作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与文献综述深度镶嵌的文献研究法却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对文献研究是否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存有较大争议。不同学者对文献研究法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因此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具体的问题解决手段，应当在底层逻辑和操作过程中具备严谨性、系统性、可重复性以及灵活的适配性，才能证实或证伪研究假设，最终解决问题。文献研究是否隶属于科学研究方法范畴，需要在横向维度上厘清文献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并在纵向维度上检视其演进结果。一、概念溯源新闻传播学科，尤其是传播学科，作为一种“舶来品”深受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和约束。在英语学术研究的语境下，文献综述一般被固定表述为literature review；但是文献研究却有着多种表达方式，例如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literature research,documentary research，等等。从翻译的视角来看，首先需要厘清literature和document的区别，才能从概念界定上剖析文献研究和文献综述之间的关系。从字面上看，两个单词都有“文献”的含义。Literature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中的定义是“pieces of writing or printed information on a particular subject”(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书面或印刷信息)，而document的定义是“an official paper or book that gives information about sth, or that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or proof sth”(提供有关某物的信息，或可作为证据或证物的官方文件或书籍)。[2]从字面上来看，二者的含义大同小异，literature强调学科资料或印刷载体的重要性，document则侧重于材料用于佐证观点的使用场景。通过溯源两种“文献”的英语含义可知，文献一词是指某一学科可以用于佐证场景中的官方书籍或印刷信息。文献和问卷调查、控制实验等实证方法在概念定义上有着天然的分野，其内涵广泛、类别繁多，但体系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稍差。文献本身不含有科学基因，研究者在搜集、分析文献时也难以保证全面、客观、科学的操作。因此，在新闻传播学范畴内，文献研究在概念定义上与研究方法没有明显的逻辑关联。所以，多数学者认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文献研究难以被称为一种研究方法。[1]研究者也就不把其当作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运用，而识之为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是一种“学术自觉”。但是，仅从概念上分析难以涵盖文献研究的迭代演进历程。为了全方位检视文献的发展过程，还需要从时间维度上分阶段进行剖析。二、传统文献研究传统的文献研究依托于研究资料的占有。在电子数据库检索尚未进入大众学术视野时，文献研究的外在载体均为实体书籍档案、影印资料或者其他手抄本材料，总体数量有限，且传递难度较大。早期文献研究局限在资料的丰富性和可获得性方面，相应的文献研究也就根据资料的易得性错落分布，难免存在挂一漏万的风险。实地查阅和学术卡片成为文献综述的常用方法[3]。因此，在文献研究的婴幼儿期，囿限于研究资料的稀缺性和分布的不均衡性，文献研究难以与系统体系化的研究方法相匹配，是故不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更谈不上科学研究方法。因而，学界对文献研究在方法层面进行“降维打击”也不无道理。传统文献研究受到时空的双重挤压，难以自成体系；这就构成了对文献研究的“歧视源头”。但是随着图书馆的增量式发展、编辑出版行业的繁荣以及学科组织的完善，文献在数量上和传递速度上都有了跨越式的提升和长足的进步。因此，文献研究在这一时期历经了一个演化的过程[4]。文献综述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弥补了“先天不足”，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旧的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意味着新问题的次第产生，文献的数量激增，人们在科学研究的把控力就相应下降。此时，两种文献研究的“范式”开始成型和传播[5]，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滥觞。其一是沿革梳理，即按照文献的问世年代进行梳理、整合和重组。其二是逻辑归纳，即突破时间的限制，梳理文献背后的传承关系，通过逻辑溯源找到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现状。两种“范式”化的规约，彼此相连，相关制衡，难分优劣，各自发展。然而，囿于遵照时间轴进行文献梳理的难度和特殊历史阶段的影响，时间梳理的“范式”并不能有效囊括单位时间段内所有的研究文献，被人诟病的帽子在这一阶段仍无法彻底摘除[6]。此外，逻辑梳理“范式”根植于质性思辨研究，研究者本人也就自然成为一种“研究工具”参与研究当中。[7]研究者参与文献梳理较强的主观性和较差的外在推演性，制约了文献研究的外在效度；容易导致研究逻辑的庞杂和混乱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传播学科作为一个“舶来品”，其源头的梳理至今尚无定论，中国学者认为传播有“五大奠基人”[8]而有些文献对传播学奠基人的论断彼此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是“四大奠基人”[9]和一位“集大成者”，[10]更有甚者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都是社会学者或是新闻从业者，从功能和结构上否认了“奠基人”[11]一说。由此可见，逻辑梳理“范式”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之间。其相对薄弱的公信力同样影响文献研究的外在推衍性和可行优度。总之，处于演进中的文献研究在普适性方面表现较差，成为众矢之的不无道理。思辨性的描述分析由于研究者人口统计特征的不同会产生研究偏向，进而导致认知误差。这就容易造成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的脱节。所以，文献研究在其演化阶段仍难以称之为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方法。三、数字化文献整合知识的发展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进入“爆炸阶段”[12]。互联网联通了各个图书馆和科研机构，海量的数字文献蜂拥而入。伴随着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学术研究的权威性也被弥漫在一片学术噪音之中。文献检索变得轻而易举的同时文献整理变得难上加难，无所适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献整理和聚合类软件应运而生，bibexcel、noteexpress、citespace、VOSviewer等文献计量梳理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献研究在数量级、机辅梳理、实证聚合等方面的科学性和实操性前所未有地提升。更为科学严谨地综合分析已有文献研究的方法，即研究整合法（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of literature）在这一阶段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3]。研究整合法是一种基于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以往的研究报告进行系统分析，以生成新的知识或解释：它包括拟订研究问题，检索相关文献，评价、分析、综合数据资料，并解释研究结果等。[14]研究整合法不同于所谓的“文献研究法”，它强调研究要有系统的、明确的文献收集、检索与筛选的方法，这意味着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收集、组织与管理。[15]例如，SCI/SSCI文献经常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聚类处理。所谓聚类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结合生物学和数理统计学知识，计算影响因子从而断定文献的影响力；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法呈现出生动的学术动态。因此，借助文献数据库完成文献检索、运用可选软件进行聚类分析，最后研究者可以得出相对科学有效的文献，并可以根据研究者的能力、人力和物力进行选择性剖析。基于实证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来撰写文献综述，采用科学的算法来客观呈现不同的学术观点；有助于提升文献综述的质量，也会更令人信服。元分析等研究整合法作为基于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对于文献综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至此，文献研究向科学研究方法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认为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四、结论梳理文献研究的前世今生，文献研究是否属于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早中期文献研究因其主观性强、外在效度差、偏向误差显著，不足以成为一种有效、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植于计算机检索和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文献研究整合法、文献计量法，均属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范畴。[参考文献][1][14][15]姚计海.“文献法”是研究方法吗——兼谈研究整合法[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07):89-94.[2][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李旭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张裕民.建立中文期刊文献卡片系统的经验[J].图书馆杂志,1990(02):44.[4]胡亚东,王乐.文献演化及其级别划分——从知识组织的角度进行探讨[J].图书情报工作,1998(01):4-7.[5]杜红平,王元地.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的科学化范式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28(01):18-23.[6]张乾元,赵阳.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研究方法的思考[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04).[7]陈向明.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J].教育研究,2008(05):30-35.[8]郭惠民.传播学的奠基人[J].国际新闻界,1990(02):48-54.[9]郭静.浅谈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确立的合理性[J].新闻世界,2010(05):144-145.[10]卢山冰,黄孟芳.传播学理论百年回眸[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03):154-159.[11]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07(04):5-9.[12]刘宗祥,屈文.回眸“知识爆炸”论[J].图书与情报,2002(02):23-24.[13]Sheble, of Meta-analysis, Systematic Review,and Related Research Synthesis Methods: Patterns, Contexts,and Impact [D].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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