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3)

在美国和欧洲，这些问题看上去似乎得到了更加公平的对待，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从最好的学校以最好的成绩毕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好工作，这一现象看似正常而公平。但是，它所处的体制却存在隐性的不公正问题，因为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的，往往都是富裕的家庭，而这样的学生自然就会获得更多机会进入名牌大学深造。

美国大众认识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所声张的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所以尽管抗议者为数不多，却仍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支持他们的诉求。如果有人对上述支持有任何怀疑，那么当纽约市的迈克尔·布鲁姆博格（Michael Bloomberg）市长先前提议关闭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营地之时，抗议者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征集起30万个签名以维持继续进行抗议的权力，便充分说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表达支持态度的并不只限于穷人和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另外，虽然警方对待奥克兰抗议者的态度显得过于粗暴——在市中心的露营地被暴力驱散之后加入抗议行列的那三万民众似乎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不少警察自己就表达了对抗议者的支持，这一现象非常重要。

金融危机让人们认识到一个新问题，即我们的经济制度不仅无效率、不稳定，而且从根本上而言就缺乏公平性。最近有一项民意测试表明，在金融危机（以及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其所作出反应）之后，有近半数美国人的的确确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注意到了许多不公平的方面：很多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 （我一般将他们简称为“银行家”）带走了大额的奖金红利，而与此同时，那些因为银行家引起的金融危机而承受损失的人则失去了工作；政府帮助银行走出了困境，却不愿意让那些自身并没有过错，但已有好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的群体来共同分享失业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同时，对于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而言，政府除了向他们提供象征性的帮助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改善其生活的措施。危机之中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说明，相对工资并非由人们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而是由某些其他因素所决定的：银行家对于社会的贡献——哪怕只从他们为自己的公司所创利益这一角度来分析——早就遭到了否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报酬。精英人士或银行家所获得的财富源自他们具有善于利用和欺骗他人的本领和动机。

有一种公平的观念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之中根深蒂固，那就是机遇。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机会均等的国度。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所讲述的那些从由社会底层爬到社会顶层的人的故事，只不过是美国的民间传说而已。但是，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言，美国人将国家视为机遇之土，这一美国梦就是在霍雷肖那样的故事中发端的，它是被轶事奇闻强化了的梦想和神话，它的实现却得不到任何实际资料作为支撑。一个美国人若想通过个人努力从社会底层爬到社会顶层，他成功的可能性比一个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实现同样梦想的几率要小得多。

社会上也存在着另一种说法——富不过三代——这说明处于顶端的人仍旧需要靠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不再努力工作，那么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会很快跌下云端。不过，本书第一章将详细地指出，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神话而已，因为上层人士的子女继续维持其高居顶端的社会地位，其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就某种程度而言，在美国以至全世界，年轻的抗议者们仅仅是从表面上领会了从其父母或政治家那里听来的价值理念——就像五十年前美国年轻人在民权运动中所做的那样。那时，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备受关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年轻人仔细研究了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并且发现了国家政策的亟待完善之处。现在，又是年轻人对同样的价值标准进行了经济及司法角度的检查，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了现有制度针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并不只是针对少数人，而是针对来自各种背景的大多数美国人——不足之处。

如果当时奥巴马总统和我们的法院能对因渎职而把经济引向毁灭边缘的人宣判 “有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制度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因为至少这还有点说服力。但事实却是，真正应该判为有罪的人往往不会遭到起诉，即便他们被起诉，法院也会很快判定他们不是清白便是无罪。有几位对冲基金业者曾因内幕交易而获罪，但那只是小插曲而已，充其量也不过起到了分散了人们注意力的作用，因为引发经济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行业，而是银行。而银行家们却没有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gwshkx.cn/qikandaodu/2020/1114/3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