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5)

政治制度的失败

政治制度倒退的速度似乎与经济制度是一样的。在全世界青年失业率水平如此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西班牙的数字接近50%，美国的则接近18%——与其说我们因为抗议活动终于爆发而感到惊讶，不如说我们因为人们能够在抗议之前熬过那么长的岁月而感到讶异。那些无业人士，其中包括学习认真并循规蹈矩地（如某些政治家常说的那样，“按游戏规矩办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到头来所面临的却只有一个残酷的选择：是继续失业？还是屈才接受一份远差于他们应得的工作？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甚至连那样的选择机会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而且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好几年。

至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为何历经如此之久才最终爆发，我们的解释之一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治还抱有希望，他们仍然相信政治制度将会奏效，相信它会追究引起危机之人的责任，并迅速修复经济体系。这一泡沫破灭数年后，人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不再有效，所以它没能预防危机降临，没能检查出不断增多的不平等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没能保护好底层人民的利益，没能阻止大公司的犯罪行为。直到这时，抗议者们才认识到应该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美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都以他们的民主制度为豪，但抗议者们则就真正的民主是否存在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远不是拥有每两年或四年投一次票的权利。这种投票应该是有意义的，政治家必须学会倾听人民的声音。可是，政治制度却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与其说政治制度会纠正市场的问题，倒不如说政治制度反而加速了这些问题的形成。

在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糟之时，政客们发表了很多关于价值观和社会问题的讲演，但随后他们又会被聘用为身居要职的CEO或企业金融部门的掌舵人。我们不应该期望那些制度的创建者能够为了使它们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为了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发挥作用——而重建这些制度，并且他们也确实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失败彼此关联，而且相互削弱。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放大富人群体的声音，那么它将给法律法规及其管理者以充分的机会，使他们制定出的法律非但不能保护普通公民的权益，反而会以普通公民为代价帮助富人更贪婪地汇聚财富。

这就引出了这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虽然存在潜在的经济力量，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政治塑造了市场，是政治将它塑造成了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专门有利于上层人士的样子。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有准则和法规；它必须在某个法律框架之内运转。诸如此类的框架有许多，而且每一种对于发展、效率及稳定都至关重要，在财富分配方面同样如此。经济精英人士推行一个有利于他们而牺牲他人的框架，但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不高效也欠公平。我将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如何得以从每一个以国家名义而作出的重要决定中反映出来——从预算到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制度——并将说明这些决定又是如何反过来助长及加剧不平等现状的发生。

正因为政治系统对于金钱利益如此敏感，迅速增长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就会导致政治势力更加不平衡，经济和政治之间便会形成恶性关系。这两者既共同形成社会力量——社会道德与制度——也同时为社会力量所决定，从而也就进一步助长了不平等问题的出现。

抗议者们想要什么，他们实现的又是什么

抗议者们或许比大多数政客更聪明，因为他们领悟了社会问题中掩藏的真谛。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诉求太少了：一个发挥技能的机会，一份酬劳适当的体面工作，一个更为公平的、能够尊重他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欧洲和美国的抗议者们，他们的要求并不具有革命性，而只具有进步意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的诉求已经很高了：要求一个由人民而不是金钱做主的民主社会；要求市场经济履行它的承诺。这两个要求是紧密相关的：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缺乏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健康地运行。市场如果要按其应该有的姿态运行，政府就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控。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能够体现人们普遍利益的民主制度——不是一个光体现特殊利益或只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民主制度。

有人曾批评抗议者，说他们的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周密策划，但这些批评却忽视了抗议活动的关键之处。抗议活动是民众对于政治制度、对于有选举制的国家的选举程序的失望的表达。它们是震耳欲聋的警钟。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gwshkx.cn/qikandaodu/2020/1114/3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