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代价(6)

就某种程度而言，抗议者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智囊团成员、政府机构和媒体已经认同了他们的主张，他们也承认，不但市场制度面临各种失败，而且相当糟糕的社会不公现象也注定会带来失败。“我们是99%”的表述已经深入人心。没人敢预言抗议运动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的行动已经改变了公众话语，也改变了普通市民及政治家们的思想意识。

【译者简介】季节，苏州大学商学院。

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全世界人都认为某件事是错误的，并且为了改变它而起身反抗。这就是在动荡的一八四八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间发生的情况。这期间出现此类巨变的每一年份，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将来，二〇一一年也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年代。在北非海岸边的一个小国家，突尼斯，发生了一场年轻人的起义。起义先是很快蔓延到临近的埃及，随后波及中东其他国家。在某些地方，抗议的星火似乎至少是暂时性地被浇灭了。不过，在其他地方，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则促成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比如它们推翻了埃及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利比亚的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延续多年的独裁政权。很快，西班牙、希腊、英国、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拥有了让自己走上街头的理由。二〇一一年内，我很高兴地受邀去了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在马德里的丽池公园（Buen Retiro Park）以及纽约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我遇到了抗议者们，在开罗，我与曾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的年轻人们进行了交谈。在交谈过程中，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不同国家的人民各有各的牢骚，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人民，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然而，所有这些人的不满都触及一些共同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政治不公的根源，从某些方面而言，是因为经济和政治体系已经失败了，而且它们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在认为有些事情是错误的这一点上，抗议者们是正确的。政治经济体系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以为它们正在致力做的事情——和它们实际做的事情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到不可忽视的地步。各国政府并没有专注于解决诸如持续性失业等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公平的普适价值观为一小部分人的贪婪所利用，尽管表面上它被这些人捧得天花乱坠，但最终这些行为所带来的不公平感已经变成了背叛感。由此可见，年轻人起身反抗埃及和突尼斯的独裁统治是有道理的。他们厌倦了那些上年纪的、思想僵化的、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领导人。他们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程序来呼吁改革。而在此之前，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也早已宣告失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经承诺说：要引起“你们可以信赖的改变”。但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他随后发表的经济政策看上去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年轻的抗议者还是心存希望的，他们的父母、长辈以及老师们也都正在加入抗议的行列。这些人并非革命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没有真正推翻整个制度的意图。只要政府还记得应对人民负责，他们就仍然相信选举程序能够正常运作。抗议者们之所以走上街头，只是为了要推动制度改革的进程。在五月十五日开始的抗议活动之中，西班牙青年抗议者们为自己选取了“los indignados”这个名字，意思是“愤怒者”。他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因为那些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所犯的过错，太多人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例如自二〇〇八年的经济危机以来，青年群体的失业率超过了40%。美国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也是处于同一压迫之下的人民愤怒的声音。在银行家们享受着高额薪金的同时，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庭与工作，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激怒了抗议者们。但是，美国人抗议的焦点很快便从华尔街转向了社会上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他们的口号也改成了“99%”。选择这一口号的抗议者们与我为 《名利场》杂志撰写的那篇题为 《来自1%，通过1%，为了1%》的文章形成呼应，那篇文章描述了美国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增长，以及政治系统将话语权不成比例地向社会上层人士倾斜的现状。全世界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市场并没有按照人们预期的方式进行运作，因为显然它目前的表现既无效率也不稳定；政治制度也并没有纠正市场的失灵；另外，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根本上而言是缺乏公平性的。尽管本书旨在分析凸显于当今美国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中的极度不平等现象，但它也从某种程度上为上述三大问题的内部联系提供了解释：这种不平等是政治制度失效的起因和必然结果，它将导致经济系统的不稳定——这时我们也已跌入一个恶性循环，惟有通过采取我在下面描述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它。在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平等现象之前，我想要通过描述我们经济制度中众多更为广泛的失灵现象，来设置一个讨论语境。市场的失败市场显然没有按它的支持者们声称的那样运行。按理它应该具有稳定性，但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它可能会变得震荡不安，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如果没有政府的及时援助，银行家们打过的赌会使他们自己连同整个经济体系一同坠入无底深渊。但是，人们对于经济体制的仔细观察则表明，这种下滑并非偶然，银行家们下那样的赌注。市场的优点在于它的效率。但显然，市场本身并不高效。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规律是——这种规律必不可少，如果经济运作要取得效率的话——供需平衡，然而，我们的世界有着种种庞大的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帮助穷人脱离贫困的投资需求，推进非洲或世界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的需求，改进整体经济模式以迎接全球变暖的挑战的需求，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着大量的未经充分使用的资源——工人和机器不是被闲置着，就是没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失业是市场失灵的最为严重的表现，是经济无效率的最主要的源头，也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截至二〇一二年三月，美国有约合2400万人想要找全职工作，却无一人达成愿望。在美国，我们正在将数以百万的人们赶出他们的家，只剩下了空无一人的宅院和无家可归的人们。但是，即便是在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经济也并没有表现出之前承诺过的状况：虽然GDP仍在增长，大多数公民却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即便是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对于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收入因通货膨胀而调整的程度也低于其十年之前的水平。美国曾经创造过一个了不起的经济机器，但它显然只为处于最上层的人士服务。危如累卵这本书讲述了为何我们的经济制度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是失败的，为何不平等现象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以及它所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论题是，我们正在为这一不平等问题支付高额代价——一个并不稳定、低效率且发展缓慢的经济制度，以及一个处于险境的民主政治制度。此外，还有更多地方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对大多数人而言，由于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失败了，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被金钱利益所俘获，我们对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信心将随我们的国际影响力一道大幅下降。当现实沦落到如此地步，当我们的国家不再充满机遇，当我们长期自吹自擂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受到损害，那么我们的国家认同感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在一些国家，“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两者确实具有不少共通之处：它们不仅相信某件事出了错误，而且也相信对其进行改变是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是件坏事，还是一件出了差错的事，而在于政府对全球化的管理不善——政府的管理主要是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的。个人、国家、经济体制之间的相互联系性既能被用来促进繁荣和发展，也能被用来制造贪婪与穷困。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市场的力量是庞大的，但其本身并没有道德品质可言。因此，必须由我们来决定如何管理好它。在过去的二百年内，市场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它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些进步远远超过了两千年前的情况。不过，这其中掩藏着一个自由市场主义者们不敢承认的事实，那就是，政府对于上述进步的取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而言，市场也可以集中财富，可以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可以剥削工人和消费者。鉴于此类原因，市场必须被驯服、被调整，以确保它会为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运作。而且，这样的调控工作必须反复开展，以确保市场能够持续如此运作。其实，当竞争法第一次在进步时代得到通过时，市场就是这样有效运转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社会保障法、就业法以及最低工资法得到通过时的罗斯福新政时代。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世界其他的抗议者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必须再一次控制和调整好市场。否则，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在一个能听到普通市民的声音的、有意义的民主社会中，如果市场运作会使公民的生活年复一年每况愈下，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维持这种开放的、全球化的市场制度，至少不能以我们所熟悉的形式、方式去维持它。总有一种制度需要作出让步——不是政治就是经济。不平等和不公平即使在市场稳定的时候，它也常会引发高度的不平等问题，其后果就是市场被广泛视为是不公平的制度。最近有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详见第六章）表明，人们已经开始高度关注起公平这一问题来了。尤为重要的是，激励全世界抗议者采取行动的，也正是这种认为当前经济和政治系统是缺乏公正的观念情绪。在对于突尼斯、埃及或中东的其他地方的抗议者而言，他们的就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工作本身难以获得，而且还在于可得的工作常常会被与当权者有私人关系的人夺走。在美国和欧洲，这些问题看上去似乎得到了更加公平的对待，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从最好的学校以最好的成绩毕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好工作，这一现象看似正常而公平。但是，它所处的体制却存在隐性的不公正问题，因为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中小学的，往往都是富裕的家庭，而这样的学生自然就会获得更多机会进入名牌大学深造。美国大众认识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所声张的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所以尽管抗议者为数不多，却仍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支持他们的诉求。如果有人对上述支持有任何怀疑，那么当纽约市的迈克尔·布鲁姆博格（Michael Bloomberg）市长先前提议关闭靠近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营地之时，抗议者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征集起30万个签名以维持继续进行抗议的权力，便充分说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而且，表达支持态度的并不只限于穷人和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另外，虽然警方对待奥克兰抗议者的态度显得过于粗暴——在市中心的露营地被暴力驱散之后加入抗议行列的那三万民众似乎就是这样想的——但是不少警察自己就表达了对抗议者的支持，这一现象非常重要。金融危机让人们认识到一个新问题，即我们的经济制度不仅无效率、不稳定，而且从根本上而言就缺乏公平性。最近有一项民意测试表明，在金融危机（以及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其所作出反应）之后，有近半数美国人的的确确持这样的观点。他们注意到了许多不公平的方面：很多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 （我一般将他们简称为“银行家”）带走了大额的奖金红利，而与此同时，那些因为银行家引起的金融危机而承受损失的人则失去了工作；政府帮助银行走出了困境，却不愿意让那些自身并没有过错，但已有好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的群体来共同分享失业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同时，对于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而言，政府除了向他们提供象征性的帮助之外，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改善其生活的措施。危机之中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说明，相对工资并非由人们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而是由某些其他因素所决定的：银行家对于社会的贡献——哪怕只从他们为自己的公司所创利益这一角度来分析——早就遭到了否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报酬。精英人士或银行家所获得的财富源自他们具有善于利用和欺骗他人的本领和动机。有一种公平的观念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之中根深蒂固，那就是机遇。美国人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机会均等的国度。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所讲述的那些从由社会底层爬到社会顶层的人的故事，只不过是美国的民间传说而已。但是，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言，美国人将国家视为机遇之土，这一美国梦就是在霍雷肖那样的故事中发端的，它是被轶事奇闻强化了的梦想和神话，它的实现却得不到任何实际资料作为支撑。一个美国人若想通过个人努力从社会底层爬到社会顶层，他成功的可能性比一个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实现同样梦想的几率要小得多。社会上也存在着另一种说法——富不过三代——这说明处于顶端的人仍旧需要靠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不再努力工作，那么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会很快跌下云端。不过，本书第一章将详细地指出，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神话而已，因为上层人士的子女继续维持其高居顶端的社会地位，其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就某种程度而言，在美国以至全世界，年轻的抗议者们仅仅是从表面上领会了从其父母或政治家那里听来的价值理念——就像五十年前美国年轻人在民权运动中所做的那样。那时，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备受关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年轻人仔细研究了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并且发现了国家政策的亟待完善之处。现在，又是年轻人对同样的价值标准进行了经济及司法角度的检查，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了现有制度针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并不只是针对少数人，而是针对来自各种背景的大多数美国人——不足之处。如果当时奥巴马总统和我们的法院能对因渎职而把经济引向毁灭边缘的人宣判 “有罪”，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制度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因为至少这还有点说服力。但事实却是，真正应该判为有罪的人往往不会遭到起诉，即便他们被起诉，法院也会很快判定他们不是清白便是无罪。有几位对冲基金业者曾因内幕交易而获罪，但那只是小插曲而已，充其量也不过起到了分散了人们注意力的作用，因为引发经济危机的不是对冲基金行业，而是银行。而银行家们却没有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如果没有人为此负责，如果没有人因为出了问题受到谴责，那就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体制内部。从社会凝聚力到阶级冲突“我们是99%”这条标语的出现，或许已经标志了美国关于不平等问题大讨论的重要转折点。美国人一直避免去分析阶级差异：我们更愿意相信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种信念激励着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坚信，上层和底层阶级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但如果我们将“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视为“底层人士想要往上爬的前景不容乐观的社会”，那么这就说明美国可能是个比老欧洲更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而且我们国内的阶级差异比起老欧洲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些属于99%中的人依然坚守“我们是中产阶级”的传统观念，但他们的理解也在发生轻微的改变，那就是，他们意识到，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取得共同的进步。大多数人承受着同样的痛苦，惟有处于最顶端的人士——属于1%的人士——才能过上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99%”的标语意味着一种建立新联盟的尝试——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感，它并不基于那一中产阶级的普遍谎言，而是基于我们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中经济状况分化加剧的现实。多年以来，社会顶端阶层和其余人士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交易：我们会提供给你们工作，让你们享受富足的生活，但是所得额外红利则是属于我们的，对此你们不能获取。虽然我们获得的红利份额更多，但是你们也都人人有份。然而，现在富人和其余人之间那张脆弱的契约已经分崩离析。属于1%的那部分人把财富都带走了，而除了焦虑和不安全感之外，他们没有留给99%的人任何其他东西。大多数美国人其实根本没能从国家的发展之中获得任何收益。我们的市场制度损害了基本价值观吗？虽然本书主要论述平等及公平问题，但它并没有忽视以下现象，那便是我们的制度似乎正在破坏另一价值观——公平竞争。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应该让人从事诸如掠夺性贷款，向穷人提供定时炸弹式的抵押贷款，或者设计费用过高、需透支上亿美元的“计划”这些活动时产生罪恶感。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对此感到内疚的人简直凤毛麟角，敢于站出来检举这些恶行的人也寥寥无几。当我们把挣更多的钱视为正当理由，而开始不择手段之时——这种做法在美国次贷危机之中意味着剥削我们之中最穷困、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我们的价值观就已经出了问题。我们只能用“道德沦丧”来形容眼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很多在金融或其他领域工作的人，其道德的指南针已经发生了偏离。如果社会准则因为如此多的人失去了道德指针方向而发生改变，那么这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正在经历某种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改变了被它所诱捕的人们。那些去华尔街工作的精英中的精英与其他美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在学校里表现更好而已。他们为一份超乎想象的工作努力付出，就为了要触及那份（按小时计算的）同样超乎想象的薪金，却将建立救助体系、打造新兴产业、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之类的伟大梦想搁在一边。不过，最后出现的结果，却往往不是梦想被搁置了，而是这些精英人士自己成了完全被遗忘和搁置的对象。由此可见，人们对于企业（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的各种不满情绪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存在，这是不足为奇的。比如说，烟草公司偷偷加强其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令人上瘾，并且还试图说服美国公民，使之相信并不存在任何能说明自己产品具有危害的“科学证据”，而他们的内部档案里却罪证累累。虽然国家科学研究院曾联合所有国家级科学团体宣布全球变暖是个确凿无疑的趋势，艾克森石油公司还是利用金钱，与烟草公司一样试图说服美国公民，令他们相信全球变暖尚缺乏有力证据。虽然经济依然因金融领域的各种不良操作而停滞不前，但是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还是显示了大公司的另一种无所顾忌的面目：在钻探的过程中发生的粗心行为不仅危害了环境，还威胁到了墨西哥湾数以千计靠渔业和旅游业为生之人的生计问题。如果市场确实遵照以提高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这样的愿景而运行，那么所有的企业犯罪行为，所有的社会不公现象，所有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所有剥削穷人的事例，都可以得到人们的原谅。然而，对于年轻的愤怒者们，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者们而言，资本主义非但不会兑现其所作出的种种承诺，反而正在制造许多它承诺之外的危害——不平等、污染、失业以及最为可怕的价值观的堕落。这种堕落已经发展到了纵容一切、无人负责的程度了。政治制度的失败政治制度倒退的速度似乎与经济制度是一样的。在全世界青年失业率水平如此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西班牙的数字接近50%，美国的则接近18%——与其说我们因为抗议活动终于爆发而感到惊讶，不如说我们因为人们能够在抗议之前熬过那么长的岁月而感到讶异。那些无业人士，其中包括学习认真并循规蹈矩地（如某些政治家常说的那样，“按游戏规矩办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到头来所面临的却只有一个残酷的选择：是继续失业？还是屈才接受一份远差于他们应得的工作？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甚至连那样的选择机会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而且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好几年。至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为何历经如此之久才最终爆发，我们的解释之一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治还抱有希望，他们仍然相信政治制度将会奏效，相信它会追究引起危机之人的责任，并迅速修复经济体系。这一泡沫破灭数年后，人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不再有效，所以它没能预防危机降临，没能检查出不断增多的不平等现象其背后的原因，没能保护好底层人民的利益，没能阻止大公司的犯罪行为。直到这时，抗议者们才认识到应该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美国人、欧洲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都以他们的民主制度为豪，但抗议者们则就真正的民主是否存在提出了质疑。真正的民主远不是拥有每两年或四年投一次票的权利。这种投票应该是有意义的，政治家必须学会倾听人民的声音。可是，政治制度却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与其说政治制度会纠正市场的问题，倒不如说政治制度反而加速了这些问题的形成。在整个系统变得越来越糟之时，政客们发表了很多关于价值观和社会问题的讲演，但随后他们又会被聘用为身居要职的CEO或企业金融部门的掌舵人。我们不应该期望那些制度的创建者能够为了使它们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为了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发挥作用——而重建这些制度，并且他们也确实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失败彼此关联，而且相互削弱。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放大富人群体的声音，那么它将给法律法规及其管理者以充分的机会，使他们制定出的法律非但不能保护普通公民的权益，反而会以普通公民为代价帮助富人更贪婪地汇聚财富。这就引出了这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虽然存在潜在的经济力量，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政治塑造了市场，是政治将它塑造成了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专门有利于上层人士的样子。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有准则和法规；它必须在某个法律框架之内运转。诸如此类的框架有许多，而且每一种对于发展、效率及稳定都至关重要，在财富分配方面同样如此。经济精英人士推行一个有利于他们而牺牲他人的框架，但这种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既不高效也欠公平。我将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如何得以从每一个以国家名义而作出的重要决定中反映出来——从预算到货币政策，甚至到我们的司法制度——并将说明这些决定又是如何反过来助长及加剧不平等现状的发生。正因为政治系统对于金钱利益如此敏感，迅速增长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就会导致政治势力更加不平衡，经济和政治之间便会形成恶性关系。这两者既共同形成社会力量——社会道德与制度——也同时为社会力量所决定，从而也就进一步助长了不平等问题的出现。抗议者们想要什么，他们实现的又是什么抗议者们或许比大多数政客更聪明，因为他们领悟了社会问题中掩藏的真谛。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诉求太少了：一个发挥技能的机会，一份酬劳适当的体面工作，一个更为公平的、能够尊重他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欧洲和美国的抗议者们，他们的要求并不具有革命性，而只具有进步意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的诉求已经很高了：要求一个由人民而不是金钱做主的民主社会；要求市场经济履行它的承诺。这两个要求是紧密相关的：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缺乏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健康地运行。市场如果要按其应该有的姿态运行，政府就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控。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能够体现人们普遍利益的民主制度——不是一个光体现特殊利益或只为上层阶级服务的民主制度。有人曾批评抗议者，说他们的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周密策划，但这些批评却忽视了抗议活动的关键之处。抗议活动是民众对于政治制度、对于有选举制的国家的选举程序的失望的表达。它们是震耳欲聋的警钟。就某种程度而言，抗议者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智囊团成员、政府机构和媒体已经认同了他们的主张，他们也承认，不但市场制度面临各种失败，而且相当糟糕的社会不公现象也注定会带来失败。“我们是99%”的表述已经深入人心。没人敢预言抗议运动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些年轻抗议者的行动已经改变了公众话语，也改变了普通市民及政治家们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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