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转换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的自主化与普及化(4)

“经济”、“共和”、“科学”的概念虽然发生了变异，但词性没有改变。有些概念在东西方各自独立历史轨道中的转换或者在东西方互动历史轨道中的转换，不仅概念发生改变，词性也发生变化。污名化即为其一。“污名化”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指一个语词的原义或本义为褒义或中性，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向贬义。如，英语中的“pompous”从“壮丽”演变为“自命不凡、浮夸”，“genteel”从“出身名门”过渡到“附庸风雅”，“officious”从“做事勤勉、做事充满热情的”贬降到“多管闲事的、爱摆官架子的”，“silly”经历了从“圣洁的”、“单纯的”，到“头脑简单的”，再到“愚蠢的”转变。(32)刘茁 ：《原型理论视域下的汉英语义贬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32页。中文的一些语词同样如此。比如，“封建”是当今最容易被误以为具有贬义的语词之一，原是指涉分封制度的中性词，多用以表述周朝制度。但现在人们谈起封建总是与落后、迷信、反动联系在一起，如“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封建帝制”等。

与污名化相对，还有一些语词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走出了一条美名化路线，即语词的古典义为贬义或中性，但逐渐发展成为褒义。例如，在西方具有本体论意义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曾是指代无法无天或行为怪诞的贬义词。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对个人价值和财富的肯定和鼓励使这一语词向正面意义转化，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不过，大我理念在西方世界也随即淹没，起码在经济与政治机制里再没有发挥的空间。(33)[加拿大]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4～381页。又如，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富强”一词，因与儒家思想矛盾而曾长时期偏向负面意义。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巨大冲击，富强作为对现代化的标志性描述开始偏向褒义。(34)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建国后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富强的正面意义更为厚重，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之一，具有了极高的战略和政治意义。

概念的发展、转变以及词性的变化主要受所处时代的环境影响，往往由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形势导致的基本价值和实践方式的改变所致。概念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意义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重新看待“个人主义”，也从此由轻视向理解、接受和支持转变；羸弱的中国对强国梦的追求和渴望，使中国人对“富强”的理解迅速从传统的负面意义转向正面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对西方国家来说，研究概念的古今之变可以探究其背后特定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演进与变革。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家发展在近现代受到西方国家全球扩张的强烈冲击，研究概念的历史演变不仅有探究其背后特定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之目的，也需要深刻认识语词和概念本身。面对当今已习惯性使用的大量外来概念，发展中国家对概念应有更多历史和政治维度的思考：谁在命名？谁在阐释名？谁在运作名？如何运作名？谁在美名化？谁在污名化？为何美名化？为何污名化？谁在传播名？如何传播名？谁在冠名？只有将这些问题带入概念史研究，才能真正丰富概念史研究工作，也真正将概念研究透彻，在这一基础上更好地看待和处理本土概念和外国概念的关系。对此，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举例谈到，如果人们并不完全了解用某个词是为了打击谁、轻慢谁或驳斥谁，那么人们就无法透彻地理解“主权”、“法治国”、“绝对主义”、“独裁”、“计划”这些词。(35)[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三、概念的国别维度：通中外之变

近代以来，中国广泛采撷外来概念，无论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还是经日本消化吸收后传入中国，亦或是中国学者自主翻译，外来的社会科学概念有的以中国的古典词来翻译，有的通过创造新词或音译新词来翻译。需要注意区分和辨别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有些只能解释西方国家的实践，有些可以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有限的解释，还有一些具有更大的适用性。在学术或政策研究中，如果对以上三种情况不加以区分，先入为主地、盲目地将各种社会科学概念都用来解释中国，对照中国的实践，那么，当这些概念与中国实践脱节时，容易产生的不是对概念和知识的反思，而是对中国实践的茫然与困惑，甚至是怀疑和否定。与此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离不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国原本没有类似的概念，不少语词同时存在于中国和外国语境中，但表达的含义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有些语词在中国的语境中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信息。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各国正在结合自身实践重塑一些社会科学概念，并尝试构造新的叙事。元叙事并非西方叙事的全球延伸，而是要从全球叙事中寻找。挖掘、考察和研究社会科学知识中的同“名”异“义”现象居于重要位置。各国应在同“名”异“义”中寻找社会科学概念发展的内生性来源，并拓展概念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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