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转换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的自主化与普及化(5)

同“名”异“义”即各国使用同样的语词，表达的含义具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广泛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概念，有时把一些概念的根接到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叙事中。例如，习惯于将“政府”概念溯源到约翰·洛克，一谈及“自由”就首先想到约翰·密尔，论及“行政”概念倾向于以伍德罗·威尔逊为初始，一说到“协商民主”就将之作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译词，等等。“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对任何社会科学概念的理解都不应该有唯一的版本，应尽力展现基于各国历史和实践的多维度。具体而言，中国和西方对理性的看法就有很大不同。理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即个人能够权衡利益，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对理性的理解是以独立的个体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从这一理解出发。中国的理性则是关系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利害权衡是在社会关系的网络场域之中展开的。(36)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理性中的“理”，用梁漱溟的话说，不仅包括物理上的理，也包括人情上的理，即情理。(37)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正因为中国和西方对理性的理解不同，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视作理性的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人提出的一些理念。比如，正确的义利观，亲、诚、惠、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从内生性入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以关系理性来理解就迎刃而解了。

与“理性”类似的还有中西方对“法”的不同看法，西方法学思想的目标是尽可能清楚地为概念下定义，并在实际案例中判别最精微的差异，法官的任务是决定一组既有事实是否为某一明确法律原则所辖、是否会引起明确的法律结果。(38)[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李丰斌译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而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是情、理、法的结合，既讲人情，也讲天理，又讲国法。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是人情世故的私情，而是特定社会时期人类普遍拥有的情感，是民情，是体现人性、反映民情、表达民意。(39)张书勤 ：《司法过程中如何处理情理法关系》，《检察日报》2018年8月21日，第3版。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因。中国人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和德治不可偏废、不可分离。(40)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这种理解无疑也受到了中国传统上礼法结合、以礼入法的影响。(41)参见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再如“合法性”概念。西方国家之所以随意指责其他国家政府或执政党没有合法性，就在于其根据是西方流行的“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性”这一命题，且将其视为唯一标准。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学者论及“合法性”，要么同样引用这一命题，要么溯源到马克思·韦伯对合法性的阐述，国内合法性探讨中最具影响力的都是西方学者。(42)曾敬涵 ：《合法性研究：中西方学界看法为何如此不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5期，第111～112页。中国政治哲学并非没有对合法性的讨论。天命、君正、民本构成了古代统治者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当今世界，政治合法性已向世俗化转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即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4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与民生相联系，中国还有一个极具特色的词是“民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民政这条纽带实际上调和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陈明明就将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称之为“民生政治”。(44)陈明明 ：《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29～133页。可以看到，对合法性的理解应当是多维度的，中国学者可以在结合中外不同的意义上发展出自己对概念的理解。苏长和就总结了合法性来源的五个方面，即价值体系、历史规律、民心向背、治理绩效、国际承认。(45)苏长和 ：《正确认识和使用合法性概念》，《光明日报》2017年1月2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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