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转换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的自主化与普及化(6)

总的来说，社会科学知识中的同“名”代表着世界各国在一些议题上具有共通性，有些已上升为共同价值。这种共通性或共同价值之所以出现，有些来自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碰撞而产生，有些沿着各国独立的历史轨道生发出来。而异“义”则反映了各国对某个共同价值的表达基于其自身发展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某种表达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这反而是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个国家制度精神的深刻反映。因此，要把握中外社会科学概念的同“名”异“义”现象，必须从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制度精神和制度建设出发。比如，“个体主义”是西方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其他概念的根概念。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就认为，政治过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体行为，贯穿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是“政府”和“国家”，而是个体及其行为。(46)[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著，王菲易译 ：《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9页。西方的“民主”、“自治”、“政府”、“政党”、“合法性”等社会科学概念均是围绕“个体主义”延伸出来的。要理解其中的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必须将其置于整个概念群和西方语境中进行考察，依托这一概念背后的意义结构。对中国来说，“关系”是一个核心概念，是其他概念的根概念，对“民主”、“自治”、“政府”、“政党”、“合法性”等社会科学概念的理解基本上都是围绕“关系”延伸出来的，中国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基本上都遵循关系主义的理念。对同“名”中异“义”的挖掘是创新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少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和展开这一研究工作。

四、会通后之超越

中国的快速发展成就始终与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联系在一起，始终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中国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然而，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丰富实践和有益经验一直以来较少被中国学者提炼为社会科学概念，将其拓展为框架、范式、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知识的接受者、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大多数时候处于被西方国家解释、解读、阐释的地位。西方国家创造了各种概念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理论的试验场，比如，用“威权主义”指涉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朝贡体系”研究古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用“地方公司主义”阐述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将“一带一路”倡议等同于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基于供给学派阐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中国的发展路径提炼为“北京共识”；用“国家统合主义”指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用“裙带政治”或“非正规政治”概述中国的政治过程；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网络资本主义”；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用“塔西佗陷阱”表达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担忧；用“修昔底德陷阱”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消极因素，等等。西方国家提出的这些社会科学概念虽然有些不乏一定的启发意义，却难以充分阐释中国，有些甚至是对中国的误读。所幸的是，近年来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开始呼吁和倡导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已经有了正名自觉和理论自觉。梁漱溟曾经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的重要性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将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47)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这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是一致的。

(一)提炼中国的标识性概念阐释中国实践

如果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能充分阐释中国的实践，那么，中国应致力于提炼自己的标识性概念进行阐释。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提出社会科学概念，构建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显现出极大的努力，具有很强的理论建设抱负。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提炼中国的标识性概念。第一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词汇提炼为更好解释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概念。比如，秦亚青以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关系性”来建立“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填补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中的空白，并且进一步尝试用这一概念解释区域合作或全球治理实践。赵汀阳提出无外原则和天下体系理论阐述中国人的世界观。阎学通构建“道义现实主义”分析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潘忠岐将古代经典概念“势”这个字进行创造性转化并用以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48)潘忠岐 ：《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4～18页。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对“柔”、“仁”、“义”、“和”、“一”、“太极”等概念的转化和运用。第二是基于中国实践创造出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在政治学领域，学术界和政策界根据中国的民主实践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其重要性已经显著提升，在中央和国家文件中的表述越来越多，协商民主已经和选举民主一起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大重要形式。荣敬本提出“压力型体制”和“政治承包制”生动描绘了中国各级政府的结构关系和运行逻辑。周黎安以“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构建了中国的府际关系、官员激励和政治治理的理论框架。王逸舟将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实践提炼为“创造性介入”概念，为中国的全球性角色、作用、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社会学领域，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国社会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郑杭生用“社会互构”来概括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胡守钧以“社会共生”阐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逻辑和基本原则等。在经济学领域，林毅夫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其重要基点在于中国发展经验中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实践，借此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个重要概念，(49)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这充实了沉闷已久的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方案，林毅夫本人还担任许多国家政府的顾问。肖林、滕泰则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尝试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陈平从复杂科学，特别是非平衡态物理学的方法提出“代谢增长论”，以系统研究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gwshkx.cn/qikandaodu/2021/0120/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