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转换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的自主化与普及化(9)

中国的理念或许可以使世界社会科学避免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国始终致力于塑造一种 “新普遍主义”或称“兼容的普遍主义”(59)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实际上，西方哲学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如公共理性、主体间性、公共哲学等。，即多文化的共生共进成为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就中国来说，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社会科学的普遍化是相互融通、共同展开的，在吸收和转化一些外国社会科学概念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完善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而世界社会科学知识一定是兼容并蓄，一定包含丰厚的地方性知识要素，也一定是对全人类的关怀和整个世界的关照。(60)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3页。钱旭红以中国之“无”和西方之“有”的结合，道出了新普遍主义的本质。他认为，中华认知由“无”始，无生有，有生万物。强调万物、万事、众人的相互联系。强调的是无、阴、弱、守拙，要有我必先无我，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善学习。西方认知由“有”始，有生万物。强调万物、万事、众人的分门独立。强调的是有，阳、强，有胜无，强胜弱，刚压柔，喜好到处布道。“无”与“有”的结合，真正实现了文明上的中外交融、东西合璧。(61)钱旭红 ：《改变思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9页。当然，除了中国之“无”和西方之“有”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历史长河中同样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智慧，例如印度的“空”。新普遍主义不仅蕴含的是“中西”或“中外”，更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概念，类似于中国的“共”。因此，中国在国际场合经常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共商共建共享”、“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等。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新普遍主义，那可以是“电影院模式”。在电影院里，各个放映厅都在播放着不同的电影，这些电影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印度的、有来自美国的、有来自尼日利亚的、有来自巴西的、有来自捷克的、有来自新西兰的，有来自瑙鲁的，等等。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喜欢的观众，没有一部电影会完全占据所有的放映厅。

一、大国崛起的三大支柱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与新航线的开辟拉开了西方国家崛起的大幕。随后，凭借着对资本、资源、技术、信仰的追求与贪婪，先后进入工业革命的几个西方国家在极力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竞争，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就此被带入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这个世界再也不是由“分离的文明”所组成，而是形成从根本上相互关联的全球秩序。(1)[美]伊恩·夏皮罗、卡西亚诺·海克考登主编，张熹珂、孟玫译 ：《民主的边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不过，全球关联性的增强不仅通过各种手段给各国带来了极为不平衡的现代化，更是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创造出了相当大的不平等。从西方兴起的历史，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过程可以看到，一个大国的崛起与维系离不开三大支柱，其一是物质力量的崛起与投射，其二是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优势与推广，其三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筑与传播。大国崛起首先是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物质力量的崛起，这是最为明显的。当然，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同样是以其全球投射与运用为支撑的，这些西方国家或者与全球的自然资源建立联系，或者直接建立殖民地，或者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或者连通全球市场，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兼具各项。西方国家物质力量的崛起以及与世界上其他区域不断拉大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被认为凸显了西方国家在制度和治理能力上的优势，这一优势不仅是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制度和治理比较得出，也是与其他国家的制度和治理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是通过以概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知识来表达的，它们被高度提炼和抽象，清晰且简洁，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以此构筑起支撑西方国家快速崛起的知识大厦。也正是加上了这一特性，切中当时时代之脉搏，契合西方国家具体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较为容易地向其他国家传播。甚至直至当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通用教材在不少领域仍然以西方版本为准。总的来说，西方世界的兴起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崛起，也是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崛起，更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崛起。回顾历史，英国和美国率先系统地建立起这三大支柱，并将三者统一于国家崛起与霸权维系之中。虽然，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词、概念、制度和思想。但是，伴随着英美等国的崛起及其在全球舞台的竞争，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依托各种手段逐渐上升为全球性知识，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个大国，非仅物力之大，也是制度之大，更是知识之大。对中国来说，在物质力量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中国仍然保持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可持续发展。就制度体系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概念的历史维度：通古今之变(一)概念史研究的兴起《论语·子路》中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5)《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1页。无论是对于个人、学校、企业，还是政党、政府、国家，命“名”以及对符实的“名”的维系都极为重要。名(或称为语词)通常与不同阶段的思想文化交织在一起。就如陈寅恪所言，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6)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詹姆斯·法尔(James Farr)则谈到，“概念与信仰、行动、实践齐头并进且共同变化。理解概念的变化主要是理解政治的变化，而理解政治的变化则主要是理解概念的变化。”(7)[美]詹姆斯·法尔 ：《从政治上理解概念的变化》，载[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朱进东译 ：《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因此，在字的音、法、义三要素中，义无疑最具有历史性、文化性、演进性。并非每个语词都能使用至今，也并非每个语词都能很早地进入社会科学语境。随着历史的演进，有些语词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例如，共和、权力、社会、国家、阶级、民主、组织、家庭、交通、文化、科学、公共、发展、秩序、平等、自由、安全、冲突、种族、城市、政府、官僚制、资本主义等，这些语词在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依然具有基础性地位。有些语词过去没有，近些年才出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化，例如，集群、阶层、外包、规制、民生、共生、威权、智库、和谐、治理、全球化、亚健康、后工业化、互联互通、循环经济、大众媒体、社会网络、市场营销、人工智能等。还有一些语词，曾经流行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淘汰，其中的原因很多，或许是难以反映现实情况，或许是在与同义或近义语词的竞争中没有胜出，比如，新民、国本、法政、利权、公议、权理、公例、格致、平准、掌律、政事、民权等。正如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说的，“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它们最终也会消失。”(8)[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从历史维度研究概念不仅要考察语词的存无，更要考察概念的历史演变，这形成了概念史这门新学问。20世纪60年代，概念史研究在德国兴起，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维尔纳·孔策(Werner Conze)共同领衔的七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词典》成为了这一研究的巅峰之作。这本词典大约7000页，将近120个概念，平均每个概念50多页，重要的概念超过100页。(9)Melvin Richte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anguages: Pocock, Skinner, and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yandTheory, Vol.29, No.1, 1990, p.40.与此同时，德国兴起之后，概念史研究迅速延伸到欧洲其他国家，并于80年代进入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21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内地。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对那些“富含多元意义”的词语，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的概念”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诠释。(10)[英]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概念史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对更为传统的历史研究做出贡献的媒介，(11)Niels ?kerstr?m Andersen,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Diagnostics of the Present,”Management&OrganizationalHistory, Vol.6, No.3, 2013, p.248.其方法论近似于知识考古学。中国的“训诂学”、德国的“历史语义学”、英美的“观念史”、法国的“话语分析”等皆与这一工作近义。对于拥有悠久历史并持续使用汉字的中国来说，概念史是中国人精神传承的重要线索，是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重要明证。西方学者也总是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寻找词源，将理论和制度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古典政制，彰显西方文明和思想的某种延续性。就像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在阐述自由主义历史脉络的一开始就写到的那样，“在强调‘法律下的自由’的概念方面，现代世界是古希腊与罗马的直系嫡传。此一概念确是古代以及近代的重要接触点，而且使近代世界名正言顺，自居为连绵不断的古典传统的解说者。”(12)[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李丰斌译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由古至今，社会科学概念大多发生变化。不断的变化，这看来像是有关政治概念唯一真实、永恒不变的特点。(13)[美]詹姆斯·法尔 ：《从政治上理解概念的变化》，载[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朱进东译 ：《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当然，概念变化总体上以深浅变化居多，具有合理的演进逻辑，冯天瑜称之为“既不坐井观天、固守本义，又不尽弃本义、妄议滥用，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14)冯天瑜 ：《“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不过，有些概念在演进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可以称之为变异。(二)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汉字是以一个字来记述一个词语，而在一个字中形、音、义兼具，是一种完善的文字。(15)[日]白川静著，陈强译 ：《汉字的世界(上)：中国文化的原点》，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对中国概念和思想的理解，正是在于“字”，而不在于“词”。例如，“仁”、“义”、“礼”、“信”、“正”、“亲”、“惠”、“武”、“诚”、“智”、“忠”、“孝”、“理”、“术”、“道”、“敬”、“势”、“气”等。上古与中古，汉语有“字”无“词”；唐宋所用的“词”字，指与“诗”相区别的另一种韵文；汉晋唐宋释经，皆从释字入手。(16)冯天瑜 ：《概念词化的知识考古：由词通道》，《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第26页。即使现在使用的社会科学概念有不少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中能够找到，也大多是以组合词的形式出现，即词中的每个字都有独立的用法和含义，比如，“国家”、“经济”、“民主”、“中国”、“政法”、“行政”、“科学”、“文明”、“革命”、“交通”等，其中，“交”和“通”两字连用的古典义是交感而亨通的意思。《管子·度地》中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17)《管子》(下)，李山、轩新丽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93页。这与《周易》中“天地交而万物通”(18)《周易》，杨天才、张善文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6页。近义。如今，交通引申为涉及运输和邮电的活动。“革”和“命”两字连用在传统文化中指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现在自然地引申为王朝或政权更替。“国体”在传统文化中有“国家的组成要素”、“国家的形态”、“国家的承担者”、“国家的体面”等内涵，现在则用来说明国家的阶级本质。(19)林来梵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65～84页。英语世界中，概念同样存在演化过程。“hegemon”(霸权国)是希腊文，最初指称具有领导地位的城邦，文艺复兴中再次出现时指欧洲国家在国家体系中争夺主导权。(20)Helge Jordheim and Iver B. Neumann, “Empire, Imperialism and Conceptual History,”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evelopment, Vol.14, No.2, 2011, p.159.现在则更含有政治支配意味，指掌握国际体系领导权或规则制定权的国家。“civilization”(文明)最早与人道、人性联系在一起。(21)Pim den Boer, “Civilization: Comparing Concepts and Identities,”ContributionstotheHistoryofConcepts, Vol.1, No.1, 2005, p.51.在近代意为“礼貌”、“礼仪”、“优雅的举止”，强调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现代意义上表示世俗的、进步的“civilization”概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确立，与现在常说的“现代性”有相通之处，与人类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观察和评价人类世界这一整体的方式。(22)[德]诺贝利·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administration”(行政)在西方古代社会是存在于王室内部的家计管理活动。(23)黄小勇 ：《“行政”概念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23页。现在被界定为国家意志的执行。(24)Frank J. Goodnow,PoliticsandAdministration:AStudyinGovern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18～20.“party”(政党)源自拉丁语“partire”，其含义是总体中的“部分”，直到17世纪才拥有政治意义。最初，多数西方学者虽然认为政党不具有贬义，但难以将其与贬义的“派系”、“宗派”区别开来，后者被认为是只关注自身利益，损害整体利益的团体。逐渐地，西方学者从动机、原则、组织特点和政治功能等角度对派系和政党予以区分，结合现实发展强调政党存在的意义。(25)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PoliticalInnovationandConceptual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5～174.政党概念逐渐在西方政治学教科书中被认为是执行表达功能的工具。(26)[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 ：《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三)概念的变异与西方不同，中国概念的古今转换有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是遵循中国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自然逻辑，第二种是受西方概念影响而在东西语汇传译中形成的互动逻辑。当今中国频繁使用的社会科学概念大多遵循第二种逻辑，即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晚清民初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西方崛起、东方衰落、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以西方概念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知识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不少方面改变了中国人看待自己和世界的观念和方式。中国也努力地翻译和介绍一种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西方的知识文化体系，并试图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如何准确地用汉语翻译西方的知识体系，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27)方维规 ：《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5页。在第二种逻辑下有时会产生的问题是，在“西方—中国”或“西方—日本—中国”(28)日本对西方词汇的翻译早于中国，因此中国翻译受其影响很大。的语汇传译中，中国翻译西方词汇出现了多词同义或一词多义的现象，许多概念的最终确定在这一古今中外的互动中形成，一些概念的演化在此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不具有合理性的路线，今义与原义相去甚远。就“经济”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与“济”连用意为“经世济民”、“经邦济国”，是一个与治国理政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近代经日本人对“economy”进行翻译以及在华传教士传播的“经济”一词指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这偏离了中国的原义。(29)冯天瑜 ：《汉字术语近代转换现象辨析——以“经济”、“形而上学”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62～65页。实际上，中国人很晚才接受用“经济”翻译“economy”。现在谈到经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解的经济，既缺乏国家和政治的意蕴，也缺少济民和济国的胸怀。同样情况的还有“共和”一词，其一直作为共同商议和共同辅弼的意思出现在中文古典里，(30)陈力卫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25页。多指皇帝缺位时的贵族精英统治，(31)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与现在作为一个政体来表述有很大的不同。此外，“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指分科之学，亦是科举学校的简称，同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与英语词汇“science”的关系并不大。无论是“经济”、“共和”还是“科学”，由于受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和传播的影响，这些语词的原义和今义发生较大变化，今义既难以从词形中推演而出，也很难从原义中引申，是为概念的变异。“经济”、“共和”、“科学”的概念虽然发生了变异，但词性没有改变。有些概念在东西方各自独立历史轨道中的转换或者在东西方互动历史轨道中的转换，不仅概念发生改变，词性也发生变化。污名化即为其一。“污名化”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里指一个语词的原义或本义为褒义或中性，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走向贬义。如，英语中的“pompous”从“壮丽”演变为“自命不凡、浮夸”，“genteel”从“出身名门”过渡到“附庸风雅”，“officious”从“做事勤勉、做事充满热情的”贬降到“多管闲事的、爱摆官架子的”，“silly”经历了从“圣洁的”、“单纯的”，到“头脑简单的”，再到“愚蠢的”转变。(32)刘茁 ：《原型理论视域下的汉英语义贬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32页。中文的一些语词同样如此。比如，“封建”是当今最容易被误以为具有贬义的语词之一，原是指涉分封制度的中性词，多用以表述周朝制度。但现在人们谈起封建总是与落后、迷信、反动联系在一起，如“封建思想”、“封建社会”、“封建帝制”等。与污名化相对，还有一些语词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走出了一条美名化路线，即语词的古典义为贬义或中性，但逐渐发展成为褒义。例如，在西方具有本体论意义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曾是指代无法无天或行为怪诞的贬义词。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对个人价值和财富的肯定和鼓励使这一语词向正面意义转化，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不过，大我理念在西方世界也随即淹没，起码在经济与政治机制里再没有发挥的空间。(33)[加拿大]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4～381页。又如，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富强”一词，因与儒家思想矛盾而曾长时期偏向负面意义。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巨大冲击，富强作为对现代化的标志性描述开始偏向褒义。(34)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建国后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富强的正面意义更为厚重，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之一，具有了极高的战略和政治意义。概念的发展、转变以及词性的变化主要受所处时代的环境影响，往往由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国际形势导致的基本价值和实践方式的改变所致。概念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意义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重新看待“个人主义”，也从此由轻视向理解、接受和支持转变；羸弱的中国对强国梦的追求和渴望，使中国人对“富强”的理解迅速从传统的负面意义转向正面意义。需要注意的是，对西方国家来说，研究概念的古今之变可以探究其背后特定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演进与变革。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家发展在近现代受到西方国家全球扩张的强烈冲击，研究概念的历史演变不仅有探究其背后特定的文化史、思想史和社会史之目的，也需要深刻认识语词和概念本身。面对当今已习惯性使用的大量外来概念，发展中国家对概念应有更多历史和政治维度的思考：谁在命名？谁在阐释名？谁在运作名？如何运作名？谁在美名化？谁在污名化？为何美名化？为何污名化？谁在传播名？如何传播名？谁在冠名？只有将这些问题带入概念史研究，才能真正丰富概念史研究工作，也真正将概念研究透彻，在这一基础上更好地看待和处理本土概念和外国概念的关系。对此，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举例谈到，如果人们并不完全了解用某个词是为了打击谁、轻慢谁或驳斥谁，那么人们就无法透彻地理解“主权”、“法治国”、“绝对主义”、“独裁”、“计划”这些词。(35)[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三、概念的国别维度：通中外之变近代以来，中国广泛采撷外来概念，无论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还是经日本消化吸收后传入中国，亦或是中国学者自主翻译，外来的社会科学概念有的以中国的古典词来翻译，有的通过创造新词或音译新词来翻译。需要注意区分和辨别的是，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有些只能解释西方国家的实践，有些可以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有限的解释，还有一些具有更大的适用性。在学术或政策研究中，如果对以上三种情况不加以区分，先入为主地、盲目地将各种社会科学概念都用来解释中国，对照中国的实践，那么，当这些概念与中国实践脱节时，容易产生的不是对概念和知识的反思，而是对中国实践的茫然与困惑，甚至是怀疑和否定。与此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离不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国原本没有类似的概念，不少语词同时存在于中国和外国语境中，但表达的含义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有些语词在中国的语境中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信息。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各国正在结合自身实践重塑一些社会科学概念，并尝试构造新的叙事。元叙事并非西方叙事的全球延伸，而是要从全球叙事中寻找。挖掘、考察和研究社会科学知识中的同“名”异“义”现象居于重要位置。各国应在同“名”异“义”中寻找社会科学概念发展的内生性来源，并拓展概念的普遍性。同“名”异“义”即各国使用同样的语词，表达的含义具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一直以来，中国学者广泛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概念，有时把一些概念的根接到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叙事中。例如，习惯于将“政府”概念溯源到约翰·洛克，一谈及“自由”就首先想到约翰·密尔，论及“行政”概念倾向于以伍德罗·威尔逊为初始，一说到“协商民主”就将之作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译词，等等。“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对任何社会科学概念的理解都不应该有唯一的版本，应尽力展现基于各国历史和实践的多维度。具体而言，中国和西方对理性的看法就有很大不同。理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定，即个人能够权衡利益，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对理性的理解是以独立的个体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同样从这一理解出发。中国的理性则是关系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利害权衡是在社会关系的网络场域之中展开的。(36)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构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理性中的“理”，用梁漱溟的话说，不仅包括物理上的理，也包括人情上的理，即情理。(37)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正因为中国和西方对理性的理解不同，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视作理性的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人提出的一些理念。比如，正确的义利观，亲、诚、惠、容，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从内生性入手，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以关系理性来理解就迎刃而解了。与“理性”类似的还有中西方对“法”的不同看法，西方法学思想的目标是尽可能清楚地为概念下定义，并在实际案例中判别最精微的差异，法官的任务是决定一组既有事实是否为某一明确法律原则所辖、是否会引起明确的法律结果。(38)[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著，李丰斌译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而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是情、理、法的结合，既讲人情，也讲天理，又讲国法。当然，这里的人情并非是人情世故的私情，而是特定社会时期人类普遍拥有的情感，是民情，是体现人性、反映民情、表达民意。(39)张书勤 ：《司法过程中如何处理情理法关系》，《检察日报》2018年8月21日，第3版。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因。中国人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和德治不可偏废、不可分离。(40)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这种理解无疑也受到了中国传统上礼法结合、以礼入法的影响。(41)参见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再如“合法性”概念。西方国家之所以随意指责其他国家政府或执政党没有合法性，就在于其根据是西方流行的“选举授权产生合法性”这一命题，且将其视为唯一标准。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学者论及“合法性”，要么同样引用这一命题，要么溯源到马克思·韦伯对合法性的阐述，国内合法性探讨中最具影响力的都是西方学者。(42)曾敬涵 ：《合法性研究：中西方学界看法为何如此不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5期，第111～112页。中国政治哲学并非没有对合法性的讨论。天命、君正、民本构成了古代统治者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当今世界，政治合法性已向世俗化转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即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4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与民生相联系，中国还有一个极具特色的词是“民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民政这条纽带实际上调和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陈明明就将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称之为“民生政治”。(44)陈明明 ：《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29～133页。可以看到，对合法性的理解应当是多维度的，中国学者可以在结合中外不同的意义上发展出自己对概念的理解。苏长和就总结了合法性来源的五个方面，即价值体系、历史规律、民心向背、治理绩效、国际承认。(45)苏长和 ：《正确认识和使用合法性概念》，《光明日报》2017年1月23日，第7版。总的来说，社会科学知识中的同“名”代表着世界各国在一些议题上具有共通性，有些已上升为共同价值。这种共通性或共同价值之所以出现，有些来自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碰撞而产生，有些沿着各国独立的历史轨道生发出来。而异“义”则反映了各国对某个共同价值的表达基于其自身发展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某种表达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这反而是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个国家制度精神的深刻反映。因此，要把握中外社会科学概念的同“名”异“义”现象，必须从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制度精神和制度建设出发。比如，“个体主义”是西方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其他概念的根概念。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就认为，政治过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体行为，贯穿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是“政府”和“国家”，而是个体及其行为。(46)[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著，王菲易译 ：《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9页。西方的“民主”、“自治”、“政府”、“政党”、“合法性”等社会科学概念均是围绕“个体主义”延伸出来的。要理解其中的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必须将其置于整个概念群和西方语境中进行考察，依托这一概念背后的意义结构。对中国来说，“关系”是一个核心概念，是其他概念的根概念，对“民主”、“自治”、“政府”、“政党”、“合法性”等社会科学概念的理解基本上都是围绕“关系”延伸出来的，中国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基本上都遵循关系主义的理念。对同“名”中异“义”的挖掘是创新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少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和展开这一研究工作。四、会通后之超越中国的快速发展成就始终与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联系在一起，始终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中国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然而，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丰富实践和有益经验一直以来较少被中国学者提炼为社会科学概念，将其拓展为框架、范式、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知识的接受者、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大多数时候处于被西方国家解释、解读、阐释的地位。西方国家创造了各种概念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理论的试验场，比如，用“威权主义”指涉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朝贡体系”研究古代中国与周边的关系；用“地方公司主义”阐述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将“一带一路”倡议等同于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基于供给学派阐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中国的发展路径提炼为“北京共识”；用“国家统合主义”指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用“裙带政治”或“非正规政治”概述中国的政治过程；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网络资本主义”；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用“塔西佗陷阱”表达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担忧；用“修昔底德陷阱”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消极因素，等等。西方国家提出的这些社会科学概念虽然有些不乏一定的启发意义，却难以充分阐释中国，有些甚至是对中国的误读。所幸的是，近年来各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开始呼吁和倡导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已经有了正名自觉和理论自觉。梁漱溟曾经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的重要性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将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47)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这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是一致的。(一)提炼中国的标识性概念阐释中国实践如果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能充分阐释中国的实践，那么，中国应致力于提炼自己的标识性概念进行阐释。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提出社会科学概念，构建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显现出极大的努力，具有很强的理论建设抱负。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提炼中国的标识性概念。第一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词汇提炼为更好解释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概念。比如，秦亚青以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关系性”来建立“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填补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中的空白，并且进一步尝试用这一概念解释区域合作或全球治理实践。赵汀阳提出无外原则和天下体系理论阐述中国人的世界观。阎学通构建“道义现实主义”分析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潘忠岐将古代经典概念“势”这个字进行创造性转化并用以分析中国的战略选择。(48)潘忠岐 ：《从“随势”到“谋势”——有关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战略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4～18页。类似的研究还包括对“柔”、“仁”、“义”、“和”、“一”、“太极”等概念的转化和运用。第二是基于中国实践创造出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在政治学领域，学术界和政策界根据中国的民主实践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其重要性已经显著提升，在中央和国家文件中的表述越来越多，协商民主已经和选举民主一起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大重要形式。荣敬本提出“压力型体制”和“政治承包制”生动描绘了中国各级政府的结构关系和运行逻辑。周黎安以“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构建了中国的府际关系、官员激励和政治治理的理论框架。王逸舟将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实践提炼为“创造性介入”概念，为中国的全球性角色、作用、定位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社会学领域，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描述中国社会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格局。郑杭生用“社会互构”来概括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胡守钧以“社会共生”阐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逻辑和基本原则等。在经济学领域，林毅夫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其重要基点在于中国发展经验中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实践，借此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个重要概念，(49)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这充实了沉闷已久的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方案，林毅夫本人还担任许多国家政府的顾问。肖林、滕泰则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尝试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陈平从复杂科学，特别是非平衡态物理学的方法提出“代谢增长论”，以系统研究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当来说，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是弱本土派学者，即承认不同时空情境之下的现象既存在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有一部分只适用于本国实践，也有一部分可以同时适用于其他国家实践。中国学者在概念的构建和提出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阐释中国实践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而是依据概念对中国实践的适用性进行甄别。这些概念如果能够充分阐释，中国学者就会继承概念或对其适当转化，如果难以阐释，则开始提出自己的概念加以补充或做出全新的阐释。就像社会学者谢立中所说的，所谓的“本土化”或“去西方化”，要做的应该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中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合其他社会的内容“去除”掉，同时将可以适用于某个非西方社会的内容补充进去，从而使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特殊性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两个方面)不断得以扩展。(50)谢立中 ：《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5页。(二)用中国概念阐释全球实践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深刻描写了从1620年代到1950年代这三百多年间，一些在中国的洋顾问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历史文化，供中国人驱策。(51)[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如今，许多国家非常渴望学习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希望了解中国是如何从羸弱的国家变成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之一。他们的政府官员热情参与到中国政府和企业主办的各类研修班、培训班和考察项目中。各个领域的中国资深学者和高水平专家团队也活跃在世界各地，以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为其他国家提出发展政策建议，有些还受邀担任了政府顾问，成为政府的智囊团。2017年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式启动运营，对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发展知识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是一个标志，代表着中国正在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被阐释者向阐释者转变。1.从同“名”异“义”中阐释全球实践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存在同“名”异“义”现象。如果假定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不能充分解释全球实践。那么，中国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借鉴中继续深度挖掘同“名”中的异“义”。一为正名，二为新解。这并不一定是一个由“破”至“立”的过程，但一定是一个社会科学创新的过程。就中外都重视的“治理”而言，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并不主要来自选举授权，而是来自无效政府，即执政党或中央政府没有办法把各方力量组织起来，整合到国家建设中去。如果在这些国家继续推崇西方治理理论主张的“小政府”、“去国家化”、“没有政府的治理”等概念，势必强化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固有的社会结构，使国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更为弱化，国家建设更加难以展开。中国对治理的理解与西方有明显差异。中国的治理不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在方法上，中国既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坚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5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外，从同“名”异“义”出发，中国可以用中国人理解的“协商民主”阐述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形式和民主政治过程；可以借助中国人对“合法性”、“政府”、“政党”的理解和表达来拓展合法性理论，完善政府理论，发展政党理论，为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当然，这里仍需强调的是，用中国概念解释全球实践是基于对现象普遍性的假定和实践适用性的具体考察，旨在完善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并非是一种盲目的或基于话语霸权的解释。2.用中国的标识性概念阐释全球实践如果中国提出的概念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其适用性能够突破对中国实践的解释而延伸到其他国家实践，那么，中国应敢于用自己提出的概念解释别人，敢于将专业名词转换成普通名词，敢于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知识推向普遍化。(53)苏长和 ：《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发展逻辑与政治学的再阐释：当代中国政府原理》，《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21页。中国应准备好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世界，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世界。世界也应当准备好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世界，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世界，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世界。这样的尝试可以有很多。“政法”在中国近代实际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而非仅限法律学，(55)程燎原 ：《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第5页。是一个大概念。如今的政法则是了解中国政治与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的“政法”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另一方面，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说，实际上政法存在于很多国家。可以尝试用这一概念考察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将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特别是一些涉华法案，甚至探讨美国两党如何将他们的意志转变为国际法或国际规范。又如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尽管世界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风险加快积聚。为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中国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之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准确把握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既然世界各国面对的环境相近，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难题相似。那么，中国学界完全可以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阐释其他国家类似的改革进程或为其他国家的改革制定政策参考。除此之外，这一概念也可以阐释全球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不应成为西方供给学派的分支，应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流派。此外，可以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或“政治规矩”概念诠释美国两党共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的问题，或美国与欧盟均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或者美国拉拢其他国家共同牵制中国发展的问题；可以用中国的“人情”概念探讨发达国家上层精英的人际关系在政治过程中的运作逻辑和影响；从“土政策”的角度理解其他国家的地方创新及其背后的央地关系；以中国的“民政”概念调和西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充实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理论；用共生理论阐释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建设与发展。其他一些标识性的中国概念如“精准扶贫”、“现代化经济体系”、“自主创新”、“共同富裕”、“宏观调控”、“城镇化”、“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监察”、“政绩”、“中庸”、“小康”、“共享”、“民营”等都可以尝试对其他国家和全球具有共通性的现实进行阐释。总而言之，推动概念普遍化的关键在于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将标识性概念的阐释维度向全球延伸。更进一步说，当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逐渐开始使用中国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对他们国家和全球的实践进行解释，那么，中国的概念、理论和知识就实现了真正的普遍性。五、迈向新普遍主义法国学者安田朴(Rene Etiemble)曾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介绍了古代由中国向欧洲为方向的中西文化关系。近代以来，世界大势发生反转，西方世界的枪炮和传教士夹杂着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如潮水般涌入非西方世界，给各国带来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西方主导的世界中，非西方国家与西方文化的“接轨”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概念和知识的翻译来实现的。由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非西方国家对西方概念和知识的翻译也就完成了对概念和知识某种程度的接受。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名”，也就接受了“义”，接受了西方对名的解释。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今，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不仅在推动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显现世界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和显著优势，更在见证世界各国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一方面基于自身实践提出本土化概念或对既有概念提出新的理解，另一方面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更具有普遍性的阐释。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应是一个非西方学者向西方学者学习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非西方学者和西方学者相互学习的双向过程。(56)翟学伟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页。西方世界已经让“普遍主义”这个词满是创伤，成为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一元论思维的代名词。但由于社会科学概念不仅是学理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57)张凤阳 ：《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第61页。可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58)Halvard Leira,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Diplomacy,” in Costas M. Constantinou, Pauline Kerr and Paul Sharp eds.,TheSAGEHandbookofDiplomacy, SAGE, 2016, p.29.那么，概念的新一轮转换或许会让我们担忧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国家争夺社会科学语词的定义权和代言权。毕竟，当今世界各国争论的核心概念和重要概念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些概念包括：“主权”、“民主”、“法治”、“自由”、“公正”、“秩序”、“权力”、“权利”、“人道”、“和平”、“公平”、“平等”、“安全”、“正义”、“自治”、“解放”、“进步”、“发展”、“革命”、“文明”、“人权”、“真理”、“人民”，等等。如果各国对定义权和代言权的竞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甚至其他国家的知识又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教科书，那么世界社会科学依然是在旧有的普遍主义中循环。中国的理念或许可以使世界社会科学避免陷入这样一种循环。中国始终致力于塑造一种 “新普遍主义”或称“兼容的普遍主义”(59)赵汀阳 ：《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实际上，西方哲学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如公共理性、主体间性、公共哲学等。，即多文化的共生共进成为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就中国来说，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社会科学的普遍化是相互融通、共同展开的，在吸收和转化一些外国社会科学概念的同时，中国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完善社会科学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而世界社会科学知识一定是兼容并蓄，一定包含丰厚的地方性知识要素，也一定是对全人类的关怀和整个世界的关照。(60)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3页。钱旭红以中国之“无”和西方之“有”的结合，道出了新普遍主义的本质。他认为，中华认知由“无”始，无生有，有生万物。强调万物、万事、众人的相互联系。强调的是无、阴、弱、守拙，要有我必先无我，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善学习。西方认知由“有”始，有生万物。强调万物、万事、众人的分门独立。强调的是有，阳、强，有胜无，强胜弱，刚压柔，喜好到处布道。“无”与“有”的结合，真正实现了文明上的中外交融、东西合璧。(61)钱旭红 ：《改变思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9页。当然，除了中国之“无”和西方之“有”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历史长河中同样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智慧，例如印度的“空”。新普遍主义不仅蕴含的是“中西”或“中外”，更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概念，类似于中国的“共”。因此，中国在国际场合经常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共商共建共享”、“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美与共”等。如果要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新普遍主义，那可以是“电影院模式”。在电影院里，各个放映厅都在播放着不同的电影，这些电影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印度的、有来自美国的、有来自尼日利亚的、有来自巴西的、有来自捷克的、有来自新西兰的，有来自瑙鲁的，等等。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魅力，每一部电影都会有喜欢的观众，没有一部电影会完全占据所有的放映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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