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转换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的自主化与普及化(7)

应当来说，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是弱本土派学者，即承认不同时空情境之下的现象既存在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有一部分只适用于本国实践，也有一部分可以同时适用于其他国家实践。中国学者在概念的构建和提出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阐释中国实践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而是依据概念对中国实践的适用性进行甄别。这些概念如果能够充分阐释，中国学者就会继承概念或对其适当转化，如果难以阐释，则开始提出自己的概念加以补充或做出全新的阐释。就像社会学者谢立中所说的，所谓的“本土化”或“去西方化”，要做的应该是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系统中只适用于西方社会、不适合其他社会的内容“去除”掉，同时将可以适用于某个非西方社会的内容补充进去，从而使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特殊性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两个方面)不断得以扩展。(50)谢立中 ：《从地缘多元主义走向话语多元主义》，《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5页。

(二)用中国概念阐释全球实践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在《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一书中，深刻描写了从1620年代到1950年代这三百多年间，一些在中国的洋顾问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和历史文化，供中国人驱策。(51)[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如今，许多国家非常渴望学习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希望了解中国是如何从羸弱的国家变成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之一。他们的政府官员热情参与到中国政府和企业主办的各类研修班、培训班和考察项目中。各个领域的中国资深学者和高水平专家团队也活跃在世界各地，以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为其他国家提出发展政策建议，有些还受邀担任了政府顾问，成为政府的智囊团。2017年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式启动运营，对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发展知识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是一个标志，代表着中国正在从社会科学知识的被阐释者向阐释者转变。

1.从同“名”异“义”中阐释全球实践

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存在同“名”异“义”现象。如果假定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不能充分解释全球实践。那么，中国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借鉴中继续深度挖掘同“名”中的异“义”。一为正名，二为新解。这并不一定是一个由“破”至“立”的过程，但一定是一个社会科学创新的过程。

就中外都重视的“治理”而言，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并不主要来自选举授权，而是来自无效政府，即执政党或中央政府没有办法把各方力量组织起来，整合到国家建设中去。如果在这些国家继续推崇西方治理理论主张的“小政府”、“去国家化”、“没有政府的治理”等概念，势必强化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固有的社会结构，使国家的资源整合能力更为弱化，国家建设更加难以展开。中国对治理的理解与西方有明显差异。中国的治理不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而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在方法上，中国既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坚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5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此外，从同“名”异“义”出发，中国可以用中国人理解的“协商民主”阐述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形式和民主政治过程；可以借助中国人对“合法性”、“政府”、“政党”的理解和表达来拓展合法性理论，完善政府理论，发展政党理论，为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当然，这里仍需强调的是，用中国概念解释全球实践是基于对现象普遍性的假定和实践适用性的具体考察，旨在完善既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并非是一种盲目的或基于话语霸权的解释。

2.用中国的标识性概念阐释全球实践

如果中国提出的概念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其适用性能够突破对中国实践的解释而延伸到其他国家实践，那么，中国应敢于用自己提出的概念解释别人，敢于将专业名词转换成普通名词，敢于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知识推向普遍化。(53)苏长和 ：《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发展逻辑与政治学的再阐释：当代中国政府原理》，《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21页。中国应准备好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世界，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世界。世界也应当准备好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世界，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世界，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世界。这样的尝试可以有很多。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网址: http://www.gwshkx.cn/qikandaodu/2021/0120/382.html